農機工作人才的培育

漫談台灣農業機械化(２期)


.本中心顧問 彭添松.



農機工作人才的培育


農復會馬技正不但率先引進耕耘機而揭開了台灣農業機械化的一扇大門，同時他認為要推展此項事業亟待培養人才。當年可培養高級人才的台大情況已如前述，雖然後來台中農學院農教系和屏東農專也相繼訓練一些人才，惟仍緩不濟急，所以農復會補助台大在農機工廠合作舉辦「農業機械專修班」，由各農業試驗改良場所調訓14人（包括桃園農校一人），於民國46年暑期開學訓練為期一年。開課由張建勛主任、高板教授、張舉珊講師、梁桐助教、黃國彥助教和我擔任。當時我佔台大農場技士名額而兼任講師，我改聘為農工系教職後由陳貽倫承接該技士缺，同樣陳君改聘為教職後，由劉昆揚承接，最後才由賈精石接任。此項名額一直到農機系成立，系內編制擴大才歸建。當年六人充當訓練教師，另由數位帶實習的助理協助，由我負責班務，就如此這般開鑼了。這一批受訓的學員後來成為各場所農機工作的骨幹，表現甚為出色。專修班學員包括：台東區農改場的湯銀（第一名結業）、棉麻試驗分所陳梯全（第二名）、台北區農改場林文雄、農業試驗所林東陽和涂振鑫、新竹區農改場鄭鎗、台中區農改場梁榮良（班長）、台南區農改場吳文慈（不幸車禍早逝）、花蓮區農改場蔡界益、平鎮茶葉試驗分所徐英祥、種苗繁殖場游祥芳和賀惠生、鳳山熱帶園藝試驗分所朱仙和、桃園農校林阿福共14人。結訓後不久，訓練成績名列前矛的兩位被保送至日本接受更進一步訓練。


農機專修班為培養農機人才的有效應急措施，民國54年我轉換跑道到農復會服務，乃承接馬技正的職務（馬技正離台前後有李廣武助理、吳維健技正、藍章華高級技正、蘇昭山技佐負責或協助農機計畫），也仿此方式先後於55年和59年假台大農工系農機組舉辦第二、三屆專修班，如現在仍在職的有農委會中部辦公室的吳銘湖（第二屆）、林明仁（第三屆）都以成績優異而結業。


第一屆專修班學員除游祥芳外，全部現已退休，而由第二、三屆學員承接成為各場所農機試驗改良與推廣工作的主力，尤其他們正在台灣農業機械化起飛階段接受訓練，台大師資、設備更加提升，訓練成果紮實、豐碩。雖然近年來已有少數台大、興大、農專等農機正科畢業生參加各場所農機工作陣容，惟專修班學員的貢獻仍不能忽視。為留下完整記錄，茲將第二、三期學員名單列出如下﹕第二屆（55年班）﹕吳銘湖（農林廳）、陳清肇（台北場）黃咸熙（新竹場）、陳川淵（台中場）、楊敏雄（台南場）、王明茂和鄭士藻（高雄場）、莊再傳（花蓮場）、羅澤生（台東場）、陳盈孔和張健夫和陳永盛（茶試所及分所）、林金鐓（嘉義分所）、劉俊吉和吳文宗（種苗場）、盧忠雄（棉試所）、黃清良（菸試所）、彭炳戊（畜試所恆春分所）、翁贊旺和廖盛造（畜試所楊梅分所）。


第三屆（59年班）﹕林明仁（農林廳）、謝森明（新竹場）、林松欽（台中場）、林珍田和游勝秀（台南場）、吳一雄（高雄場）、周廷弘（農試所）、張清勤（嘉義分所）、李隆麟（鳳山分所）、林六喬（茶改場）、謝建家和李元凱（種苗場）、李忠田（棉試所）、黃金雄（畜試所）、石昭獻（菸試所）。


我早年主持第一屆農機專修班的班務，而後來直接主導第二、三屆的訓練，眼見人才輩出共同順利推動農業機械化，心裏感到莫大的安慰。


除了上述專修班訓練農機試驗改良和推廣人員外，農復會馬技正也研提一般耕耘機使用與修護人才的短期訓練班計畫。此項計畫大多委由省農會天母農民訓練所辦理實際調訓工作。當時的主要農機講師除了我以外，尚有農業試驗所的鄔清標（不幸早逝多年）、吳漢筠（現任本中心工程師）等。吳君當時在美化牌耕耘機工廠擔任工程師，我的記憶中他講授指導學員頗富幽默而得體，例如，他講解引擎的空氣瀘清器的功用時，就以人體的鼻毛作比喻，使外行人也很容易體會。吳君畢業於宜蘭農校，早年農校並無機械課程，他完全獨力自修而無師自通，他多年來自行劃圖、設計耕耘機、中耕管理機、柴油和汽油引擎以及其他農機具甚多，對農機設計而言，在當今台灣農機界能出其右者可能屈指可數。後來他自創農機設計公司，輔導許多農機工廠技術升級，貢獻良多，也就成為農機業界的名人，他確實是農機界的奇才。由吳君的例子可看出學歷不等於學力，只要有幹勁低學歷者照樣可創造出一番作為。反之，也看到不少高學歷者，因懶洋洋而毫無幹勁，倒是想挾其學歷而一心一意混個一官半職，庸庸碌碌虛度一生。此印證了有幹勁者有公侯之勢，而有能力缺幹勁者只配做個人生中的貧民的說法。


言歸當年農復會補助辦理農機訓練班的情景，承辦單位可獲得充分經費支援，足可補貼本身機構經費的不足，又給予學員來回車馬費及很充裕的膳宿費用，再加上特別優厚的講師鐘點費；故訓練授受雙方及經辦人員莫不全力以赴。記憶裏，當時授課兩三天下來，所得鐘點費幾乎比月薪還多些。


風馳電掣的土產耕耘機工業


一項事業的推展需要宣傳。農復會補助13台耕耘機並予以人員訓練，同時鼓勵各場所到各地舉辦示範表演會。同時也有貿易商進口其他大小不同的日本製耕耘機加入市場競爭。由於當時農民的反應良好，國內機械工廠對此感到極大興趣，紛紛自行仿造國外進口之耕耘機，不出數年（50年代初期）共有22家工廠參加耕耘機製造行列。記憶所及的工廠（廠牌）名列舉如下：美化、自由、唐榮、興農、洽義發（寶島）、金龍、健成、振豐、飛馬、力達、田昌、大田、永興、彰農、全農、富士等；其中3、4家同時製造汽油（兩衝程及四衝程）或柴油引擎。同時期進口廠牌則有：井關、久保田、美利、古川、秋津、竹下、富士、協和、本田、芝浦、日之本、地霸王等。


當年一台美利耕耘機售價為新台幣8千元，以當時的農民購買力而言，仍需向銀行貸款始能購置。以現代人的眼裏，好像其價格微不足道，但由我們當時的月薪也不過6、7百元的年代，幾乎要一年不吃、不喝、不用始能籌足換得一台耕耘機，其艱困情況就可想而知了。民國50年代初期已經過5、6年的推廣期間，國產與進口耕耘機相互間競爭激烈，耕耘機推廣數量逐漸增加到5千台左右，國產與進口貨各約佔一半，勢均力敵。不過，5年內生產2千5百台，平均一年僅5百台，由國內22家工廠分食，每廠僅分得20多台，優勝劣敗，結果原有22家相繼倒閉或改行而僅剩3、4家勉強維持生存。


由上故事也可印證台灣人的一窩蜂或打拼的心態。事實上，當年仿冒業者大都對耕耘機是門外漢，且投資少、製造技術拙劣，產品品質自然不良。仿造過程中，難免趣事橫生。一般仿造業者大多為黑手起家，一切靠經驗，但對新事物有時經驗有不可靠的時候。甚至具有高學歷而具備機械知識者，因對農機不了解或輕視它而鬧出笑話。例如，台南有一家工廠，負責人為台南工學院畢業生，當時算得上是很高的學歷，仿造幾台耕耘機附屬雙向犁後，發覺就是無法犁田，犁就是不下土的趣事。那位負責人不愧為知識分子，馬上想到請教台大的高板教授，經診斷出原因為所製造的犁轅係變形者，原來他為了節省樣品購置費，購入了二手貨，不巧那具犁轅已變形，但仍依樣劃胡蘆，當然無法犁田了。


由以上事例，充分顯示台灣人一窩蜂的特質，好的一面可稱為衝勁十足吧。不過，台灣農業機械化初期，不但耕耘機製造業者遭受慘重打擊，而購買耕耘機農戶因不易獲得廠商售後服務及零件供應，而成為機械化初期的犧牲者。人們很健忘，這種失敗案例，對後來推廣其他農機，如插秧機、聯合收穫機、乾燥機等時亦重覆出現，待下回有機會再漫談吧。俗話說：「事情來得早，不如來得巧」可由推廣農機經驗獲得印證。幾十家廠牌競相宣傳打開了市場，等到市場胃口大開時，這些廠商已精疲力竭，奄奄一息了。有備而來的後來者，如下面介紹的中國農機公司、新台灣農機公司等就可一舉乘虛而入，大獲全勝。談些題外話，有人說上述現象為「老二主義」，譬如陸戰隊搶攤、衝鋒陷陣而取得攤頭堡，是扮演老大的腳色，不過本身已受創慘重，潰不成軍，乃由當老二的正規軍來接收戰果了。據說，充分領悟其中奧秘的是中共周恩來總理，他甚至退一步永遠當老三。毛澤東老大要整跨老二時就會聯絡老三，所以他永遠是中共的不倒翁了。不過，嚴格說來，周總理還是遵循老二主義，在毛皇帝面前老二其實是扮演老大的腳色，而周總理實際上還是老二了。


言歸正傳，22家耕耘機廠的失敗經驗，使各有關農機工作者獲得教訓；即農業機械化非一蹴可成，需以長遠的計畫按部就班逐次完成，尤其為尋求適合台灣農情，絕非僅引進或仿造國外農機具即可；尚需加強培養人才，自行研究改良並製造為推廣農業機械最重要的一件工作。為配合此一形勢，規模較大的農機製造專業工廠因而成立了。民國49年底，先有中國農業機械公司在台北松山設立工廠，該公司由台灣土地銀行和民間企業與日本野馬農機公司和井關農機公司合作投資6千萬元（我國佔三分之二），從業人員約近4百人。50年又有新台灣農業機械公司在高雄設立工廠，該公司由台灣合作金庫、永豐公司、台北區合會與日本久保田農機公司和三井物產公司合作投資2千7百萬元（我國佔三分之一），從業人員約2百多人。又於52年在高雄另成立大地機械公司（後來與日本三菱公司技術合作改為大地菱農機）。上述公司開始均以生產農用柴油引擎和耕耘機為主。然而三廠的設立對台灣農業機械化的發展有重大影響。


台日合作耕耘機工業起死回生


中國農機、新台灣農機等後來者挾其與日本公司合作、合資的雄厚財力與優良技術，生產驅動式耕耘機為主。驅動式耕耘機帶動迴轉犁與前述美利耕耘機為小型曳引式相比，前者操作較容易，且搭載較大馬力的柴油引擎，其工作效率顯著提高，乃頗受農民歡迎。如前述，原來農民即使購買美利耕耘機也得向銀行貸款，並須每年分兩期繳納利息和部分本金，大致上分7年攤完。因此，購機者大多需替他人做些代耕工作以收取費用來支付貸款。農民找代耕者自然希望愈快速愈好，因之較大馬力、較大型的耕耘機的需求應運而生，而小型曳引式如美利耕耘機等很快地失去市場。當時兩三人合購一台耕耘機，不分晝夜輪流代耕是常態，所以耕耘機須配備磨電燈以便夜間作業。於是耕耘機愈來愈大型化，由8、10、12、14、18、最大到號稱23、26馬力的巨無霸出現了。


總而言之，貌似日本製的國產耕耘機，為適應國內農業環境和農民需求，早已脫胎換骨，蛻變成超大型且堅固耐用的另類農機了。這些台日合作的耕耘機製造廠一時財源滾滾，不但其產銷量大增，而其售價亦高昂。例如，一台10馬力級的柴油引擎驅動式耕耘機的售價，大致上為5萬多元，足可購買當年12、13等則的水田兩公頃左右吧。換言之，如農民不向銀行貸款，則需賣掉兩公頃地始可換回一台耕耘機。以現代人的眼光，由地價暴漲後的現況觀之，5萬元的耕耘機當前大概漲為8萬多元吧，僅僅出售數坪地就足夠應付了。


早年耕耘機的價格雖高，但代耕收費亦不差。以一台耕耘機一天代耕半公頃，每公頃收費大約兩千元，每期作代耕二十天即十公頃計，每期代耕收費可達兩萬元之譜，一年兩期就有四萬元的代耕收入。換言之，差不多兩年就可償還本利。於是，台灣的代耕業蓬蓬勃勃發展了。


民國50年代末期至60年代，可說是代耕業者也是農機業者的黃金時段。年輕農民競相投入農機相關行業，不過，他們發覺耕耘機工作效率雖高，但操作人仍需跟著機械後面操縱，長時間下來仍非常辛苦；不愧為有傻勁的台灣人，乃想出簡易的駕駛裝置，操作人可坐在耕耘部的上方駕駛。當然這種裝置非農機工廠的標準產品，而是由農民委托一般鐵工廠代勞製造的產物，何時何地首先出現已不可考了。這種馬戲般的駕駛耕耘機景色，可能只有在台灣始可看到吧。當然，有時候難免也會險象環生，惟在愛拚的台灣人眼中，也就見怪不怪了。


50年代初期起，耕耘機業界呈現一片榮景，尤其台日合作工廠欣欣向榮，員工待遇比一般公教人員高出以倍計，宛如現在的電子產業一般，頗令人羨慕。如設廠在台北的中國農機公司投資6千萬元，而在同地區的三陽汽、機車製造廠當時大概只有1百萬元的投資額吧，當時不過是生產腳踏車的磨電燈而已。當年中國農機公司雄心勃勃，招兵買馬，也設有研究發展單位，聘請台大高板教授為兼任主任，吳維健為專職副主任，另雇用台大、成大、台北工專、農校等畢業生，以及配合技術工人共約20人從事農機研究發展工作。以當年的農機研究陣容而言，在台灣可能是數一數二最堅強的了。


人才缺乏農機計畫面臨夭折危機


提到農機研究，如前述農復會已在台大舉辦農機專修班，培養了農機人員回到原崗位從事農機之研究和推廣工作。不過，民國50年前後，農復會本身的農機工作人員動態倒是不甚穩定。如前述，首先引進耕耘機的馬逢周技正於50年離職，離職前於49年聘任畢業於台大農機不久的李廣武為助理（ASSISTANT），不久他又到台大來找張舉珊講師，剛巧張講師即將升為副教授而不願遷就，乃推舉我轉任到農復會服務。那時，我由美國進修返回台大而專任講師才兩年光景，也感到學識、經驗均不足應付農機重要職位，乃與張講師商議推薦吳維健學長出馬。我們一齊到中國農機公司找到吳學長，他倒一口答應，但附帶有一落日條款為必須由我接替他出任中國農機公司研究發展室副主任一職，否則蕭錚董事長也不會同意放人云云。事實上，如為薪金收入計，兩項職位薪資倒差不多，只是意識到推出吳學長到農復會對農機界較有利，結果我也只好轉移工作崗位了。吳維健技正（SPECIALIST）赴任後不久馬技正離職，而不久於51年9月李廣武君也相繼辭職赴美進修，農復會乃向台糖公司挖角聘請藍章華先生為高級技正（SR.SPECIALIST），吳、藍兩人共事時間不長，兩人又先後辭職，吳前赴多明尼加隨台大趙連芳教授為團長的農技團服務；藍則轉移到某貿易公司落腳了。吳離職前推薦李廣武同班的蘇昭山君出任農機技佐（JUNIOR SPECIALIST），不過54年他也要赴美進修，剛巧吳學長由多明尼加返台，本欲安排他返回農復會服務，不過，吳希望返回中國農機公司服務。蘇君不得已乃找到我，一方面，我在研究發展室的主任職位也正好交還給吳學長了。如此這般，繞了3年半的一大圈時光，結果我還是轉任為農復會的農機技正（SPECIALIST）了。只是當時蕭錚董事長也不輕易讓我離職，商請由農復會借調方式先報到，事實上當年（民國54年）美援停止，農復會面臨能否繼續存在的局面。就是如此安排，我一跨入其門檻，經過農發會、農委會，一待下來就是20年的歲月，世間事真難料，這是後話。


以上不厭其繁的描述早年農復會的農機人事動態，乃藉此強調早年農機人才的缺乏，同時也可說明農復會人事的靈活安排，負責技正的意見頗受重視的情況，在今日民主化、官僚化、僵化的環境下是不可能的吧。另一方面，由以上故事想引伸一件與早年農機發展有密切關連的秘辛案件。鑒於當年農機人才的不穩，農復會的農機計畫差一點遭遇被停辦的命運，這是數年後當時的沈宗瀚主任委員親口告訴我才知曉的。當時因為在農機人才缺乏而流動太快，留不住工作人員的情況下，又看不出未來農業機械化的願景，所以乾脆要停辦此項計畫。又遇到「台灣農業機械化無望論」在作祟了。幸好，當時主管此計畫的植物生產組劉廷蔚組長力保此項計畫，而他所提出的理由竟然是未來反攻大陸後需要推行農業機械化。因此，農復會必須有專家繼續研究並注意農業機械化的發展。早年全國在反攻大陸的國策下，他所提的理由不但是充分且無人敢反對的了。以上秘辛一直到60年代初期，有一天沈主委由鄉間考察回來遇見我，他說：「彭啊！你成功了。鄉下到處可看到耕耘機。本來我們想要停掉此項計畫的，就是劉廷蔚反對，什麼為了未來反攻大陸的需要。你要辦一次簡報會，把劉也請來聽，當時是他的主張」。當時劉組長剛退休不久，後來如何已記不清了。無論如何，當時在農復會雖然保住了農機計畫，不過其年度預算則被削減，每況愈下，到我赴任時僅剩下90多萬元而已。在50年代以前，台灣推行農業機械化所有經費幾乎全賴農復會的支援，由此可見其重要性。可喜的是，苦盡甘來，60年代起，不但農復會（68年3月起改制為行政院農業發展委員會）上下有關人員全力支持農業機械化工作，中央政府也大量出錢出力，各界都大力支持，而適時的推出插秧機、聯合收穫機、乾燥機等使得農機復呈現一片榮景了。


大型曳引機下水田


耕耘機為台灣農業機械化打先鋒，隨著推廣數量增加逐漸取代了耕牛。原來40多萬頭耕牛，到60年代末期只剩下7、8萬頭了。雖然機械力逐步取代了畜力，不過操作農民仍需跟在機械後面行走，仍然非常辛苦。原來，我們跟著日本人叫耕耘機為POWER TILLER，在歐美稱為園圃用曳引機即GARDEN TRACTOR，我們當作本田用的主力農機，在歐美人眼裏不過是住家前後院用的小玩意兒而已。許多東南亞及其他開發中國家人士稱呼耕耘機為PEDESTRIAN TRACTOR，名符其實的步行曳引機與一般乘坐式農用曳引機區隔了。所以，有西洋人說：東方農民雖然利用農機，但仍跟在後面行走，仍為走的農業（WALKING AGRICULTURE）。雖然，當年台糖公司農場已有少數曳引機，應屬坐的農業（RIDING AGRICULTURE），但觀念中，始終不敢讓大型曳引機下水田作業。我到農復會服務經過5、6年，農業機械化工作已受到政府及各界的重視，農機訊息經常見報，也引起歐美廠商的關注，時常有國外業界人士來訪。有一次，與澳洲來的廠商（HARWARD廠牌）討論大型曳引機下水田作業的可行性時，他出示在馬來西亞水田利用曳引機情形的錄影帶，顯示現代大型曳引機可兼用於水旱田。雖然，早已知道日本製的小型曳引機可用於水田作業，不過因馬力太小，作業效率尚不及大型耕耘機，而不受歡迎，故始終未見推廣。民國59年左右，我與台糖公司袁夢鴻總經理和郁英彪協理等同赴馬來西亞考察，實地瞭解當地使用大型曳引機在水田作業情形，而確定其可行性。


民國60年，農復會為提高台灣小農經營效率，提出一項大膽的計畫，即「促進農業經營現代化實驗區計畫」。該計畫水田部分在彰化縣花壇鄉，規劃一百公頃水田，將毗鄰田埂予以打破重劃，以適合大型農機作業。整地用採70馬力級的JOHN DEERE JD-2120型曳引機，搭配HARWARD 70E型迴轉犁；育苗則採用共同育苗法（這是台灣專業化育苗中心成立之始），並用兩行式動力插秧機、聯合收穫機及乾燥機等。農復會由該計畫轄區內挑選適當農民予以農機使用和保養訓練及少數育苗和田間管理人員組訓，其他大部分農民則輔導另就他業或安排副業。該項計畫在當年教條式的體制下，被譏為人民公社而遭非議，不過農復會非屬政府機構，一般批評也無可奈何的樣子。由於這是主任委員親自領軍督導的計畫，而李前總統當時還是一個農經技正，參與計畫的評估工作而已。起初，一切工作進行很順利，包括農民組織、田區規劃、農民訓練、到水田整地都順利完成，一直到共同育苗時，播種後數天開始綠化尚稱正常，正慶幸初步成功時，忽然傳來所有秧苗一夜之間枯死泰半的壞消息。趕緊動員植物病理專家研究，結果發覺是秧苗立枯病作祟。當年小規模育苗時，從未遭遇過這種病變的經驗。後來只好注意消毒並重新育苗，但已誤農時，結果那期水稻收穫量未能達到農復會計畫初保證的產量，只有賠償農民的損失而宣告該計畫結束了。另外，為執行該項計畫，一位台中區農改場的稻作專家陳懷修先生日夜匪懈認真工作，而積勞成疾不久病逝，是該計畫另一項憾事。由以上敘述，大家自然可想像到所謂農業現代化，實質上是在小農制度下如何利用大型農機的嘗試。上述失敗主要導因於大規模共同育秧的失策，理應由主其事的農機技正負主要責任，不過農復會主管當局並未怪罪下來，而由主任委員親自一肩挑，宣稱既然是實驗，不是成功就是失敗，既非故意，自然無罪。這也是當年農復會的可愛處，使負責技正敢放手做事的緣由吧。

　上述計畫表面上以失敗收場，惟當地地方政府與農民組織，後來在原有的基礎上繼續推動工作，次年我再訪該地時，有一位鄉公所的課長欣然面告稱﹕農民都能按當初理想合作無間，大型曳引機照常運作，當初計畫並未完全失敗。至少我當時已能確認大型曳引機可勝任在水田中作業。乃於61年我向農復會研提計畫補助台中縣新社鄉的農林廳種苗繁殖場成立「農機代耕中心」，並獲得該場莊紓場長及游祥芳等農機工作同伴的支持與合作。據該場報告，該代耕中心於61、62兩年內代耕面積高達3千多公頃。62年中期，該場為配合雜糧增產政策而業務繁忙，乃獲得台南棉麻試驗分所季景元所長的同意，將大部分代耕機具移交給該分所，由陳梯全主任等農機同伴執行代耕工作。由於棉麻事業在台灣日漸萎縮，該分所業務縮小甚至準備關閉，因此，農機人員可全力投入代耕工作而成果裴然。其後在農復會、農林廳等輔導下，在民間紛紛成立代耕中心數百處，而每年進口千台的大型曳引機，儼然成為代耕主力了。這是後話。

話說回頭，利用大型曳引機搭配迴轉犁從事稻田代耕示範之初，農民看到如此龐然大物時，非但不接受代耕連進入其田區都遭到拒絕。不得已，只好採取利誘措施，首先免費接著收一半代耕費（如當地耕耘機代耕每公頃收費2千元時僅收1千元）的辦法，引誘農民入竅。未想到此辦法奏效，不久申請代耕農民應接不暇，很快地耕耘機代耕業者跟進，逐漸可看到水田裏大型曳引機的影子了。更未想到曳引機逐漸淘汰耕耘機，一如過去耕耘機取代耕牛一般。很無奈的是，此舉影響了國內耕耘機的產銷，當景氣鼎盛時期每年產銷耕耘機曾高達1萬台以上，曾幾何時每況愈下，最近已降到數百台之譜，風光一時的台日合資工廠不是關廠就是倫為進口曳引機等農機以求生存了。由農業或農業機械化的立場，採用高效率農機以降低生產成本俾利農民和農業，這是很無奈的結局吧。

這種在台灣成長而成功的代耕制度所用的農機，包括整地、育秧、插秧、收獲、乾燥等作業所需農機和設備均往大型化、高效率化發展，可惜大部分國內農機製造業者，卻未能把握此脈絡，未能跟上時代潮流，而自廢武功至為可惜。不久前，造訪三久農機公司時，該公司林榮郎董事長感嘆曰﹕「政府推展農業機械化是成功了，但國內農機工業卻未能繼續成長受益。」

綜合言之，由專業代耕者採用大型化農機，包括：曳引機、乘坐式插秧機、聯合收獲機等都能讓農民坐著操縱，台灣農民已由走的農業邁入坐的農業領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