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談台灣農業機械化（4）
彭添松．
李登輝政務委員之約
話說回頭，我們為籌設農機研發中心正慶幸首批勸募基金順利時，也擬將推行小組剩餘款一千萬元納入基金作業，當時的推行小組召集人為楊基銓次長，他為官小心且事關金額不小，他建議推行小組應具文呈報行政院核示。
當時行政院蔣經國院長力圖改革政風，採取多項行政措施，並推動十項國家級重大建設使台灣面目一新。台灣經濟起飛，可說由他領導中央開始。他出任行政院副院長時，適值能源危機就有兩三年暑期規定公務人員上半天班（八點到下午一點）的創舉。又為杜絕公教人員濫權及矯正生活靡爛，禁止出入聲色場所，喜慶宴客不得超出十桌，聚餐採梅花餐，以五、六樣菜色為限等等。一時公教人員莫不小心翼翼應對，政府機構氣象一新。蔣院長為籌募十項重大建設所需龐大經費，據說到各地舉辦早餐會報，召集各地富商豪紳認捐，如某富豪認捐二十萬元，他就在認捐數目後面追加一個零變成兩百萬云云。我們升斗小民未身歷其境，到底如何，只是傳聞而已。無論如何，蔣院長為公的幹勁與操守無人敢懷疑，即使反對當時高壓白色恐怖的人士也不得不佩服他的作為。
如上述政治氣候下，楊召集人的小心處事，應無可厚非吧。我們依指示呈文行政院請示，從此石落大海，無聲無息，無人敢再提問。本來行文時，李登輝組長（農復會時代）剛進駐行政院獲聘為行政院政務委員不久，為蔣院長農業方面的重要幕僚，我乃約林炎歡副執行秘書等驅訪李政務委員，有意請託。李政務委員為老學長又是老同事，且他對農業機械化有興趣，早期乃有些公私情誼。他目前已從總統寶座退休，我過去一直未聯繫他，現在更無攀龍附鳳之意，只是為增添一點茶餘飯後話題，我不妨藉此將我們的交往情誼說清楚講明白。
李技正（升任農經組組長前）時期，在中日技術合作計畫下，於民國58年10月間，他邀請一位美國康乃爾大學就學時的日藉同學工藤壽郎博士（日本東北農試所服務）來台研究台灣農業機械化兩個月，因此三人經常見面，我常陪同工藤博士為李技正夫婦的座上賓。就是後來工藤博士每次來台我也常被請去作陪，一直到李前總統擔任台灣省主席才斷了線。有一次他約我同去練習打高爾夫球，我一向缺乏作官的企圖心而未依約奉陪，如一直交往下來說不定後來弄個一官半職也說不定呢。事實上，他住在台北市大安路公館甚久，而我家就在瑞安街不過兩三分鐘的路程，我一直未高攀，反而早年我還幫過他小忙，替他的一位表弟找事三次之多。
話說55年左右，有一天上班時，李技正在農復會舊大樓（已拆除）大門前遇見我，他說有一個張表弟係日本早稻田大學機械學碩士，可否介紹工作。我一聽是日本留學生，馬上想到台日合作的中國農機公司，乃毫無遲疑滿口答應安排。我立即介紹張表弟去見當時該公司研究發展室的吳維健主任，毫無疑難即時上班。可是好事多磨，未幾該公司經營每況愈下開始裁員，張表弟親自來找我，無巧不成書，剛好因某種機緣我認識一個日籍貿易商，他希望找懂日語的機械工程師，張表弟不費吹灰之力又找到了落腳處。不過他的職位仍非一勞永逸，不久該貿易公司南遷高雄，張表弟隻身前往，只是思家心切每週末南北來回奔波，夫妻雙方有些吃不消，這次夫妻倆攜來一瓶XO洋酒拜託設法北調。真是吉人天相，由於當年一窩蜂農機熱，台隆工業公司（機車廠，後來改名為台鈴）負責人黃政旺董事長為我的成功中學學長，他有意生產耕耘機，來託代為延纜一批農機人才，張表弟順利成章為當然第一人選成為台隆人，好像從此一勞永逸，因為再也沒有出現過我眼前。
當時除了推介張表弟外，尚有我的台大同班鍾秉權，另外吳漢筠，陳嘉臣（同事陳嘉吉的親弟）等都成了台隆人，不過吳君未幾離職他就，陳君則不久病逝，鍾君年屆七十，黃董事長仍不同意他退休。我在農復會服務期間適值農機的鑽石時段，人脈豐富，因而有機會推介後進不勝枚舉，除特殊印象者外，如當事人不提當年事，我已記憶模糊不清了。
話題又要拉回來，我熟悉李政務委員，相信他對農業機械化的認識，他應會幫忙，乃攜件前赴行政院拜會；李政務委員新官上任，一口答應極力促成，立即找來熊參事（名字已記不起）囑咐收到呈文後優先研辦，並以玩笑的口吻說：「熊參事做事能幹，他即將退休，如中心成立他可以幫忙。」我心裏暗忖如核准千萬元，這是只賺不賠的生意，所以滿口答應表示歡迎。熊參事的確幹練，他為了解內涵乃索取必備資料，顯示他的企圖心。只是我們呈文後一直不見下文達年餘之久，我們猜想可能熊參事花太多時間簽注意見，或上級太忙優先處理國家大事，而無暇顧及農機小問題吧。總之，拖了很久終於有了批文，只是其內涵模稜兩可，大意是：「農業機械化工作非常重要，有關設立農機研究中心一案應全盤考量。」到底上意如何，無人敢追問下去，就是如此延耽下來。
一直到66年，蔣院長在立法院宣布：政府繼續推動十二項重大建設，其中之一為：「設置農業機械化基金，促進農業全面機械化」。此時我們始恍然大悟而大膽猜測，可能我們當時提供許多農機資料，過分強調農業機械化的重要性，而熊參事大作文章，使上級有了全盤考量。以上來龍去脈純屬臆測，因我們基層工作人員無緣參與國家施政大計無法臆測天機。無論如何，農機研發中心的設立案，就如此遙遙無期，暫採觀望態度了。
農機研發中心之成立
我們於62、3年間勸募農機研發中心基金以來，一晃就是十年，因中心始終未見成立，而農機界景氣每況愈下，新台灣農機公司何董事長首先發難，來電要求退回當年所捐款項；又該款項由當年推行小組委員之一的台大農學院劉棠瑞院長保管，後來隨著院長更迭交到我的台大同班陳超塵院長（大二時由農工系轉到農經系）手中。他跟我提議如不成立中心，基金本息已累積近兩千萬元，乾脆考慮成立農機研發基金會，將孳息用作獎勵研究云云。
在這種裏外雙方逼迫之下，無論如何須依當年規劃創立中心以符合原捐款宗旨。加上當時我決定提前辭去農委會公職，乃與吳維健技正和鄒瑞珍技士（現任農委會資材科科長）商議排除萬難，儘速籌辦中心成立事宜。好在當時蔣院長已貴為總統，李政務委員也高升為副總統，天高皇帝遠，應無人會理會陳年往事，我們乃找出舊檔案，於73年5月24日假台大農機系召集捐助人舉行成立大會，通過捐助暨組織章程，選出第一屆董監事組成董監事會，我以最高票當選董事，並選出大地菱農機公司負責人劉頂振為第一屆董事長，張漢聖教授為兼任主任及聘請任昌榮先生（剛由農委會退休）擔任秘書兼會計，農機研發中心於是正式揭開序幕。
我於75年初辭去農委會，同年3月離台赴美，其間義務到中心幫忙，並於該年元月間負責籌辦本刊「台灣農業機械」雙月刊創刊號，並敬請李副總統在該刊物刊頭題字，同時惠賜創刊辭。
有關該中心成立後的活動與工作成果，於該中心成立十週年紀念時出版專輯，已留下完整記錄，本文就省略不記了。只是該中心成立後八年，我因緣際會又加入該中心成為其中一員，且服務達八年之久，這是當年作夢也未想過，大概就是所謂人生如夢吧。
鄉鎮農業機械化推行中心之興衰
農業機械與其他機械最大的不同點，為季節型密集使用和操作人為非技術人員。因此，操作人的事前訓練與農機故障時的緊急處理頗為重要。換言之，有效利用農機必須做好售前、售後服務工作。為落實此項工作，農復會於55年起補助農林廳輔導地方鄉鎮農會或公所設置「鄉鎮農業機械化推行中心」（簡稱農機中心），由計畫項下新建農機修護站一座，並雇用兩名技術人員，每人全額補助100CC機車一台，直接從事為農民修護農機，同時訓練農民使用與保養農機以及各項農業機械化推行工作。
因農機中心人員由農復會計畫項下雇用，從事非營利性服務，直接有助於拉近農民對農會的向心力，如宜蘭縣壯圍鄉農會因設農機中心而其信用部的存款大增，即屬一例。另一方面，由於農機中心技術人員待遇遠較農會編制內人員為優（月薪1,800元），故有不少人由農會服務單位跳槽投入農機中心工作行列者。因此，招考時競爭者眾，曾召募一批20人竟然有400餘人報考，錄取率甚低，遠超過大專聯考。
另外，由於此項措施培養了不少農機技術人才，後來隨著國內農機工業的興起，逐漸吸收這一批人才，算是政府培養了晉才為楚用了。也有一部分人員習得技術後，自立門戶，後來國內的「農機行」如雨後春筍般冒出，就可窺視其影響一斑了。甚至有一小撮技術人才自行創業，從事農機製造業者，如朴子農機中心技術員邱德旺君在當地自創亦祥企業公司，為國內水稻育苗機械製造的翹楚，對國內水稻育苗事業做出重大貢獻，即為一例。
農機中心之設置在加速推行農業機械化方案四年計畫項下推展迅速，至67年時約有50鄉鎮設立農機中心，不過隨著國內各農機廠商為爭取顧客自行加強在各地設置售後服務與代銷據點後，半公營的農機中心逐漸減弱其競爭力，算是已達成階段性任務，目前剩下者已寥寥無幾了。
為發明插秧機者塑立銅像
不論酷暑或嚴寒風雨無阻，農人彎著腰把秧一株一株插入泥濘的水田中，無疑是一項重勞動。現在鄉間已幾乎看不到這種昔日風光了。為解決此項農作業，古今中外不知多少人投入此項研發工作，想創造出一種插秧機來解救農民疾苦。早年在日本農業界流行一句話：「為發明插秧機者塑立銅像」，可見大家對插秧機的殷切渴望並顯現其高度困難的一斑。
在台灣於二次大戰後，有彰化人試作一種手拉式鋏苗插秧機，有一架樣品機存放在台大農具陳列室，為成秧洗根後鋏植的設計。四十年代，先有台大金城系主任和我的同班黃國彥助教試作手拉式重力落下式插秧機及其配合用秧田取秧機；後來又有農業試驗所譚奇才技士創作插秧機獲得新型專利。這些插秧機的構思在原理上大多與日本無數發明家一樣，一心一意要把人手慣行插植動作改用機械操作的想法，即田間取秧和插植兩項操作分別用機械來代替；惟兩者即使勉強可實用，而欲把兩者聯合作業時就無法突破瓶頸。所以，真正可實用的插秧機出現前，有人戲稱：插秧機的研究已達九成的程度，不過還有一成的困難度比九成還難。
在日本真正可實用的插秧機的創始人為關口正夫先生，他既非農機專家亦非農業界人，他從事於育秧和插秧機的研究以前，對水稻生理、施肥、土壤性質、插植法、株數、秧數、插秧深度等都完全不懂的農業門外漢。他在農業專家和農機專家的指點和協助下，無意中找到創造插秧機實用化的方向；真是應驗了無意插柳、柳成陰的諺語。
關口先生因是農業門外漢，反而不受傳統觀念的束縛，他完全摒棄慣行成苗移植的作法而採用了稚苗移植法而獲得突破。原來，日本於二次大戰後，為戰後復興安定國計民生，必須設法稻米自給自足，而稻米增產必須培育健康秧苗且需早植為重要課題。為早植則必須提早育秧，在日本寒冷氣候下自然困難重重。此時，農林省農事試驗場場長寺尾博博士，聽說長野縣農事試驗場的松本順次技師，由養蠶的飼育箱得到靈感，從事於水稻稚苗的保溫育秧法研究，乃委託電力中央研究所的農電研究所，設計利用電熱加溫製造小型溫室來培育稚苗的實驗。
某種機緣，關口先生訪問了農電研究所，他當時正服務於三晴工業會社的電氣課，自認該項實驗很合適他的研發工作，乃承攬該項研究。經過多次實驗，終於完成可自動溫度控制的電熱育苗器，為1.5公尺（長）X0.8公尺（寬）X1.7公尺（高），可放置七層，每層四盤育苗盤。實驗結果，內部溫度可保持均勻，成功培育出健康的稚苗。這是由田間育秧轉變為育苗盤育秧的開端。此項電熱育苗器獲得日本政府大力推薦，向全國推廣。台灣引進插秧機初期，也同時引進了該電熱育苗器。在日本有人使用育苗器而得早期健康稚苗，栽種結果獲得每公頃10多公噸糙米的收穫量，創造日本全國第一的成績。因此，確認早植健康稚苗可得增產的證明。受此成績鼓舞，關口先生自創東京電研製作所。
1960年，寺尾場長多次訪問東京電研製作所，建議關口先生研發利用育苗盤稚苗用的插秧機的可行性。因此，他到處訪察利用稚苗插秧的經驗，獲悉淺植確有利於增產的結論。他為回應寺尾場長的殷切要求，乃於1960年末試作落播式人力插秧機，翌年參加農業機械化研究所的公開插秧機田間試驗。該試作機即第一號插秧機，後來被農林省收購留存了。只是該插秧機始終未達推廣階段，但並不表示他就此放棄研發工作。
1961年，寺尾場長又訪問關口先生，建議他設法把育苗盤內的秧苗育成像機關鎗子彈帶般，方便於插秧機移植的試驗，如此就可避開慣行的田間取秧法，而可獲得實用性的插秧機的可能。寺尾場長說，無論如何拜託，只有關口先生才會聽他的建言，別人都不同意他的想法。如上述，參加農業機械化研究所的公開插秧機試驗時，除了關口先生的試作機採用稚苗以外，其他機型都採用四至六葉的成苗。如前述，採用健康稚苗有利於增產，所以關口先生依寺尾場長的建言，設計使用宛如機關鎗子彈帶原理的稚苗帶的插秧機。
1961年5月間，他終於完成設計這種插秧機，可惜當時東京電研製作所陷入財務困難，乃被農研工業會社合併，關口先生再也無法主導此項研發工作；本來可找寺尾場長協助，不幸寺尾場長剛去世，不得已乃尋求農林省相關部門的支援。承農林省的推介拜訪農業機械化研究所第五研究室的三浦保室長。三浦室長為農機專家，聽完關口先生說明後，帶著同情的口吻勸他最好不要鑽入插秧機的研究，無疑是當頭棒喝。不過，經過執意要研發完成插秧機的關口先生一再請託，三浦室長不得已乃請來上司狩野部長，兩人研究設計圖後認為有成功的可能性，不妨請關口先生趕快試作，翌春可代為進行試驗。關口先生想到農研工業會社的財務情況，乃推拖可能趕不上翌春試驗。現在輪到三浦室長的態度變成很積極，他與狩野部長商議結果，利用該研究室的插秧機研究計畫剩餘經費代為試作稚苗用插秧機，不過請關口先生儘早完成新型專利申請。那一天是1961年12月6日，為現代日本可實用插秧機誕生的最關鍵日子。約一個半月後（1962年1月18日），三浦室長通知關口先生到研究所要進行田間試驗，結果完全如當初設計預期成功地把一株一株稚苗淺插植在泥田中。
獲悉插秧機研發成功的信息，農研工業會社即刻從事試作，於1962年3月就完成第一號試作機，參加了農業機械化研究所的公開田間比較試驗。結果其收穫量超出其他所有成苗插秧機太多，使得研究所不敢發表比較結果了。農研工業會社獲得鼓舞，乃製造50台示範推廣機，分發全國農事試驗場及篤實稻農家試用。
以上就是可實用的插秧機正式問世的經緯。在這研發的過程中，可看出日本人做事態度的積極與爭取時效的情況。又在這段成功的故事裏，主角為幹勁十足的關口正夫，還有最初創意十足而指點他正確研發方向，具有慧眼的寺尾 博場長，最後為農機專家三浦保室長的技術與財務支援。以上三者缺一可能就拖延插秧機實用化的進程，甚至永遠無法實現插秧機實用化的一天。
農研工業會社示範推廣稚苗插秧機獲得成功後，隨即正式產銷手推式單行的「環流牌農研號」插秧機，而各大農機製造廠受到此激勵，相繼投入競爭陣容，都摒棄成苗插秧機而改採保溫室內利用育苗盤培育的稚苗動力插秧機陸續問世。不久市面上可看到豆虎牌TA-2型、星牌HRP12型、井關牌P4A型、佐藤牌、野馬牌30-P型及FY-2型、芝浦牌PRP-2型、大金牌DP-20型及PS-21型等，如雨後春筍般冒出。
台灣推展插秧機械化始末
台灣真正開始試用插秧機，可朔至民國56年農復會補助台北區農改場，由日本引進環流牌農研號手推式插秧機，進行田間試驗及示範表演。經初期試驗結果，機插者雖然穗數較少，但因單位面積株數增加，穗粒較重，故產量較手插者高出許多，又機插工作效率高出數倍。此項初步成績頗令人滿意與興奮。為此，農復會一方面補助各地農業試驗改良場所，加強示範推廣，一方面鼓勵中國農機公司仿造手推式插秧機。同一時期，台灣省農會率先一口氣進口100多台推銷，並派三位技術人員（陳候德、湯換西與魏某）到各地示範表演。當年我還年輕，也隨著大家下水田親自手推插秧機。因機插每株秧苗數較少，且為淺植，故機插後歪歪斜斜，一些篤實農家一時不能接受，如新竹關西李姓農友竟然把機插後水田重新整平再用手插者，而懶農則反正有人代插樂得清閒，但到秋收時機插田區顯然較手插區豐收，致使篤實農家大感懊惱。不過，這些了解到機插好處的農家就變成率先接受插秧機的用戶了。
可惜國內仿造單行手推式插秧機太笨重，未能大量推廣而夭折，而進口品則如前述，因育苗須像條播育成秧片，費時費工，加上手推費力，因此其推廣僅維持極短時間，很快地被撒播式育苗的兩行式動力插秧機取代。
手推式插秧機如同美利牌耕耘機一般，曇花一現，扮演了插秧機械化過程中悲情的角色。中國農機公司未能因產銷插秧機來紓困其財務狀況，台灣省農會也因進口插秧機經過許久始勉強解脫（不一定售完），害得省農會再也不敢插手農機事業了。不過，由第一波的示範推廣活動，足夠換起農民大眾對動力插秧機的激情，一時多種廠牌由日本引進台灣，大約經過五年就達到1,500多台之譜。利用插秧機可增產已獲公認，隨著大眾消費稻米日減而水稻單位面積產量顯著增加，台灣也步日本的後塵，要稻田轉作（日本稱為「減反」）了。機械化後引起的後遺症，利害得失到底如何暫且不提，倒是當年日本製插秧機（兩行動力式為主）確實好用，只是其價格也的確昂貴頗令農民吃不消。為此，我們採取鼓勵國內廠商仿造政策。起初，業界採取觀望態度，尤其台日合作的農機大廠還冷嘲熱諷，認為插秧機結構太精密複雜，台灣絕無法自製為由而不肯配合。當時我們放話，如國產插秧機應市，未來僅對國產品補貼農民購置，來吸引廠商投入。63年左右，有一天，裕農農機公司謝元烈董事長來訪，邀請我去台中參觀他們已生產的20台兩行式動力插秧機。為激起他廠也能加入國產插秧機行列，我故意透露此項信息給新台灣農機公司林振益業務經理，他仍一口咬定裕農無法繼續生產，因日本廠商不會繼續提供重要零組件云云，一副同行相忌又不服輸的心態。
由於國產插秧機的推出，政府採取補助農民購置國產品之措施予以鼓勵，進口插秧機立即大幅削價競銷，於是農民採用插秧機的氣勢大起，64年起許多農機廠相繼投入市場，宛如耕耘機市場的翻版一般。主要國產插秧機廠除裕農外，有：新台灣、中升、大地菱、中原、力虎、永大、新力、九福、松齡等紛紛加入生產行列。進口插秧機則有﹕久保田、井關、三菱、野馬等四廠牌為主。到65年時，兩行式國產插秧機一口氣達4千多台，而進口品則幾乎停擺了。60年代末期至70年代初期為國產插秧機成長的鑽石時段，每年生產量達5、6千台之譜。
可惜好景不長，農民購置插秧機一如耕耘機般，大家都從事代插作業來增加收入。因此，大型化是唯一發展途徑。於是乎插秧機由兩行式擴大為4行、6行甚至農民歡迎日本進口的7行以上的乘坐式插秧機，而國產品則未能跟上時代需求，逐漸被淘汰出局。目前僅剩裕農牌四行式與六行式步行插秧機，年產不過5、6百台，奄奄一息了。不幸國產插秧機工業也步耕耘機工業的軌跡走入夕陽領域，所有大型插秧機又歸入日本貨版圖，令人扼腕。不過，由台灣推行插秧機械化的觀點而論，一切順利，甚至由於水稻育苗中心的成功配套措施，使得台灣有效利用插秧機幾乎可稱舉世無雙呢！
水稻育苗中心的成功配套
在各項稻作機械化中，以插秧機械化進展最為迅速，究其原因除插秧機本身的優越性能外，在台灣自行發展頗具成效的水稻育苗中心的配套措施功不可沒。固然，育苗中心的供苗系統與插秧機巧妙的搭配也非一蹴可及，經過多方面的模索和努力始具今日的規模。
由於機械插秧所使用的秧苗，其育苗法、管理技術與傳統的秧田育苗截然不同，必須以一定規格的育苗盤（58公分長X28公分寬X3公分高）育成。育苗工作不僅需要較高的技術，且需較多的投資，如籌建育苗作業室、購置播種一貫作業機、育苗盤等設施與器材，若由每一農家個別育苗既麻煩又不經濟。政府在推廣插秧機的同時即積極補助與輔導農民設置水稻育苗中心，藉機械化一貫作業及秧苗集中管理，以大量育成健全秧苗並降低育苗成本。一般農民可直接向育苗中心購買秧苗，可免除育苗之麻煩及減少設備器材的投資。育苗中心計畫的推動可分三個階段：
電熱育苗室階段（民國58至59年）﹕56年由日本引進手推式插秧機，由於育苗方式不同，頓時難於適應，秧苗成活率低，尤其北部第一期作育苗時易受寒害，需要保溫。雖然引進手推式插秧機的同時也引進電熱育苗器，不過每批培育秧苗量太少，緩不濟急。農復會補助計畫項下，乃於58年由台大農工系甘俊二教授並得台北區農改場羅東分場李祿豐技士的協助，在宜蘭縣三星鄉建造第一座電熱育苗室。此項育苗試驗雖然成功，惟耗電及加熱效果不佳等原因，乃改為蒸汽加溫。
蒸汽加溫育苗室階段（59至61年）﹕59年為配合省農會進口100多台手推式插秧機，農復會又補助各地建造蒸汽保溫育苗室18座，每座以供應30公頃稻田之秧苗為原則，成效顯著。60年農復會繼續補助興建保溫育苗室7座，61年再補助10座，每座仍以供秧30公頃稻田，並以動力插秧機用的秧苗為主。以上計畫仍由台大甘教授主持，60年聘雇張森富（現任台大教授兼生物產業機電系系主任）為研究助理協助工作。
專業化育苗中心設置階段（62年迄今）﹕62年為因應動力插秧機迅速成長及育苗設備與技術的快速進步，乃改輔導設置大型專業化育苗中心，每處每期作供苗水稻面積以100公頃以上為原則。至75年時，台灣各地已設置1,145處，分布於200多鄉鎮市。
就以育苗中心每期作供苗能量而言，75年第一期作供苗量在100公頃以下者234處，佔27.8%(調查總處數為843處），100-200公頃者342處，佔40.6%，200-300公頃者130處，佔15.4%，300-400公頃者61處，佔7.2%，400-600公頃者63處，佔7.5%，600公頃以上者13處，佔1.5%。
育苗中心不僅可節省大量人工、減低成本，也有利於優良稻種之更新。原按台灣雙期作稻田面積約36萬公頃規劃，而以每200公頃設一處為目標，則全國共需育苗中心1,785處。
若每處育苗中心供苗100公頃，則其所需設備為60坪作業室、育苗盤18,000個、一貫播種作業機械一套、塑膠布和紗網34捲、噴藥設施、灌溉設備、浸選種池等所需費用約為80-100萬元，其中政府每處補助12萬元，其餘均由經營農民自籌。為協助農民自籌經費，69年經濟部農業機械化基金保管運用委員會同意提供低利貸款，每處35萬元。70年該基金會又同意對已設中心可追加貸款，最高額度為25萬元。在各項政府政策推動下，育苗中心事業蓬勃發展了。
「榖殼育苗」化腐朽為神奇
推廣插秧機初期，一般農民盛行自己育苗，即使耕種一公頃的小農也不例外，惟自行育苗者失敗率頗高，且所花人工費不貲，乃隨著專業化水稻育苗中心蓬勃發展，也克服各種經營、管理、技術性問題，目前即使五公頃以上的大農自行育苗者已不復多見。不過，育苗中心每期作均需大量床土，而土壤來源有限，大規模取土不易是新面臨的難題。
為解決此項問題，67年，有一位嘉義籍省議員自國外引進紙尿布殘渣（當時台灣尚未有紙尿布上市），予以加工製成育苗盤大小規格的育苗墊供作育苗中心試用。一片育苗墊3.5元，由省農會全額補助。試用結果雖然秧苗根群發育很好，惟其重量太輕，一片育苗墊秧苗的重量不到一公斤半，又其脫水特別快速，當插秧過程中育苗墊用不到一半，其重量就驟減導致插秧爪抓不到秧苗，缺株情形嚴重。如欲另追加一片育苗墊則因插秧機置苗床太短而不適宜，亦有些農民於秧苗墊上方懸吊磚塊以增加其重量，甚至取下剩苗墊沾些水來加重等。總之，使用育苗墊的插秧工作效率太低，及至67年第二期作由朴子邱德旺君通盤進行田間試驗後證實不適用而宣告失敗。
當時除育苗中心嚴重缺土問題外，還有一些大難題待解決，即隨著液化瓦斯的普及化，原來把榖殼作為大眾燃料的習慣丕變，碾米廠所產生的大量榖殼成為廢棄物造成，難於處理的頭疼問題。故在農機研究計畫項目下，台中區農改場梁榮良股長等人，從事榖殼碳化再利用的研究而遭遇瓶頸大傷腦筋。
為檢討農機研究計畫的進展，全國農機研究有關人員，每年舉行一、二次研討會，67年上述兩項問題被提出來研討時。我忽然靈機一動，提出為何不用榖殼代替部分土壤作為育苗用呢？對此項建言，只有台南區農改場梁連勝股長銘記在心，會後他即刻針對此項問題進行田間試驗，即在苗床土內摻入三分之一以上之榖殼，獲得秧苗成長良好的結果。
68年第一期作，台南區農改場委託朴子邱德旺君擴大進行田間試驗，邱君已有試用育苗墊的經驗，起初邱君先試用純榖殼育苗，因事先不知榖殼於發酵過程中會暴發高溫，竟高達攝氏100度以上，幾乎把塑膠製育苗盤熔毀的程度。邱君經此教訓，乃回歸採用榖殼混合土壤的育苗試驗，結果確定土壤宜採用砂壤土（砂土、粘土各半）來混合粉碎榖殼各半（容積比）最為理想的結論。
綜合榖殼摻土育苗的優點列舉如下﹕
保溫及供肥：榖殼經粉碎後遇水則很容易發酵分解，發酵開始時所產生溫度較低，約經一整天後發酵漸趨強烈，溫度增高提供了稻種發芽所需的適當溫度。約經5天發酵漸趨緩和，一週後發酵完成釋放氮、磷肥分可供幼苗所需。
苗根發育良好：早年農業社會的人們每到冬天在硬梆梆的木板床上舖一層稻草，人們睡在乾草上宛如現代人睡在厚厚的墊被上感到舒適。榖殼育苗時其稻種就像人睡在稻草上既溫暖又舒適，根部施展繁密而健康，當然秧苗發育良好。反之，純土育苗稻種就像人睡在冰冷的硬木板上，其根部捲曲不敢伸展，尤其第一期作時，若溫度低於攝氏15度則苗根停止成長，甚至易得立枯病。
盤苗重適當：純土育苗每盤重為6公斤半，榖殼摻土育苗為5公斤，減輕四分之一以上，如以10噸卡車運輸秧苗為例，純土苗可運1,600盤左右，其運費若為8千元則每盤運費5元；而榖殼苗則可運2,000盤，每盤4元。
適於捲苗﹕純土苗即使在良好天氣下，於排水後12小時始可捲苗，太乾則苗片易折斷，太濕則於載運中苗片變型。榖殼苗則排水後可立即捲苗，如太濕於捲苗後會自然排除過多水分而達到乾濕合適的程度。
有利於搬運作業：純土苗因較重而乾濕又不易控制，如長途運輸時不但運輸量較少且堆積在下層者很容易變形，如原為28公分寬的秧片變成29公分，就無法放進插秧機的置苗床內，若勉強塞進則造成苗片滑行不順暢而易導致嚴重缺株等問題。反之，榖殼育苗則完全無上述缺點。
綜合言之，利用榖殼育苗具有保溫的效果而減少立枯病的發生。又榖殼育成之秧片，苗根生長旺盛，重量較輕有利於運輸，且耐長途搬運，又適於雨中插秧作業。經兩三年，由農復會補助農林廳輔導各區改良場示範推廣下，目前所有育苗中心均已採用此項技術。此項技術不但解決了育苗中心缺土問題，同時也舒解了碾米廠處理榖殼廢棄難題。過去碾米廠需雇工尚且找不到地點廢棄的榖殼，現在行情看俏，每公斤售價大約1.8元（粉碎榖殼）。
為了紀實，我將深入參與此項技術的朴子邱德旺君有感而發的一段話摘錄如下：「由於當年彭技正的靈機一動，這一動的時機來得正是時候，非但化腐朽為神奇，也為碾米廠因榖殼的銷毀節省了一大筆錢，為育苗界開闢了神奇的水稻育苗培養土，也為全省的水稻育苗中心創造了第二春（解決苗土短缺）。榖殼育苗對水稻育苗的貢獻也不是只有化腐朽為神奇所能形容，任何東西的使用總有其優缺點，然而榖殼育苗就只有優點，卻找不到缺點，這是何等神奇，這在台灣推行農業機械化的過程中，偶然發現的一大創舉是台灣之最，也對世界農業的一大貢獻。」
也為了紀實也為增添些大家茶餘飯後話題，藉此披露下面一段故事吧。據說，台南區農改場梁股長當時進行該項試驗之初期被上級批評為不務正業，惟俟示範推廣成功，獲頒農林廳的農業研究發展獎勵金二十萬元時，其上級卻插上一腳自稱亦有功而分一杯羹。其實，其原始構思 （ORIGINAL CONCEPT)係由我提出，正如日本寺尾場長指點關口先生研發插秧機正確方向一般，我點出榖殼取代土壤的可能性，其功應不可沒吧！起初，台南區農改場每次提起此項成果報告時會附上一句：「承農復會彭技正的指示云云」，後來就省略不提了。我在此，當然無意邀功之意，只是為了紀實而已，更無意埋怨梁股長未說出完整的故事，反而會感激當年在眾多農機研究人員中只有他實現了我的靈感，否則不知尚待多久始有人出來實現此項對育苗中心事業具有重大影響的一舉呢。此項創舉不但紓解了育苗中心取土的問題，同時也解決了碾米廠所產榖殼處理難題。榖殼不再是廢棄物而是資源了。此舉應驗了所謂「化腐朽為神奇」吧。最近有機會到鄉間訪察水稻育苗中心，看到大家都利用此項技術，心中感到莫大的安慰。這就是我早年留下的一腳印了。
「南秧北調」育苗中心錦上添花
在成功的育苗中心事業中，我們另外留下一腳印就是「南秧北調」模式的建立了。台灣北部地區因受氣候條件、雇工困難及工資高昂等因素之影響，農民設置育苗中心之意願不高，已設立者的經營規模亦不大，而中南部的育苗條件較好，育苗成本較低，因此產生「南秧北調」之構思。尤其，榖殼育苗技術成功後，中山高速公路剛好開始通行，致使長途運送秧苗成為可行。為此，農復（發）會補助農林廳積極輔導各地辦理南秧北調工作。
由中南部育苗中心與北部農民訂立供秧契約，必要時搭配大型插秧機適時運秧至北部代插。如69至71年度在農發會補助計畫項下分別調配約21萬、58萬及71萬盤秧苗，供應了1,006公頃、2,754公頃及3,379公頃的稻田用，其成長快速。此項供秧方式很快被大眾接受，即使政府補助計畫結束後，不但按原來契約方式進行，且更為擴大規模，參加育苗中心數也大增而每處因供苗期加長使得每期作育苗數量也提高了。
為了長途卡車增加載運秧苗量，農民都把每盤秧片捲成圓筒狀堆積如山，有些日本農機廠商來台看到此情景大搖其頭，認為不可思議也擔心秧苗的壓損等。其實，秧片因採用榖殼而重量輕，只要秧片通氣良好多年來從未出過問題，日本人是多慮了。事實上，近年來在日本也開始捲秧搬運，大概他們也想通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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